就像产业部门有朝阳、夕阳之分一样，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有显学与冷学之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中国成立50年来，各学科的兴衰浮沉、显冷更替既与一定时期的政策宣传指向息息相关，也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时尚陈陈相因，在近20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下，更取决于市场对各学科人才的供求状况。因此，没有永远的显学，也没有永远的冷门。哪门学科也只是某一段时期人文社会学科的带头羊，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
中国的文学、文学家承载过大多的欢乐和悲怆。长期以来，文学始终是社会关注的中心。曾几何时，做一个文学家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粉碎四人帮之初，文学先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进入解冻年代。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80年代报告文学崛起了，一篇篇针砭时弊、揭露腐败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一而再地产生了社会轰动效应。那些年，经常听说，某某著名作家在外地出差，被口呼XX青天的人拦车喊冤告状，文学及文学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1988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给作家“创作自由”，中国迎来了文学的春天。那时，大学中文系是文科生报名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进入90年代以后，影视文化、卡拉OK、迪斯科等消费文化的流行使许多读者远离了文学，更由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人文精神的普遍失落，使文学失去了大众宠儿的地位。文学刊物不断倒闭，剩下的刊物订户减少，文学圈子越来越小的报道不绝于耳。前几年，文学界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缘何失落”的讨论，从那些长嘘短叹、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文章中，可以觉察出文学已经边缘化了。
改革开放前的史学，过于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再加上毛泽东主席酷爱读史，因此那时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现在六、七十岁的学界中人会津津乐道起五、六十年代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民族关系史、资本主义关系萌芽。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一些御用史学家（尤以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组为代表）搞遵命史学、影射史学，杜撰了荒谬的“批儒评法”、“儒法斗争史”的闹剧。全国上下谈秦始皇、商鞅变法，对史学的重视真是举世罕见。那时的史学着实风光一时，《历史研究》曾创下发行十几万份的纪录，是当时仅存的、而且发行量最大的社会科学刊物之一。今天说这些，真有点白发宫女话天宝的感觉。然而这样，史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辉煌中也埋下了日后的危机隐患。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学术研究政治化的趋势退潮，再加市场大潮涌，史学几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学科：大学历史系招生数普遍连年下降，某名牌大学历史系老师比学生多。另一著名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比硕士生多，硕士生比本科生多；为了生存的需要，有些大学的历史系改名为文博系、旅游观光系、文物鉴赏系；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千方百计改读经济、法律、新闻等热门学科的硕士生，为的是不致毕业后就业难；至于史学著作出版难、史学期刊订户少的哀叹更是举不胜举。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界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近几年，一股“陈寅恪研究热”给史学稍为升了些温。
文革时期，曾有过一段大众学哲学的热潮。工农商学兵都读诸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深奥的哲学经典著作。但热闹归热闹，这种强力灌输并没有催生出多少哲学爱好者。普罗大众往往将哲学与抽象、玄学、经院研究打上等号。哲学独领风骚是在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时期。人们不会忘记，是哲学界率先在思想战线吹响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冲锋号。不仅党政干部、理论工作者，连企业工人，下乡知青都密切关注着那场事关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讨论，正是这场讨论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实践派”战胜了“凡是派”，不再搞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路线。有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科学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是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以哲学界居功至伟。后来，学界还盛行过一阵阵的萨特热、弗洛依德热、尼采热，然而哲学的春天没持续多久便逐渐归于冷寂，现在简直变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灰姑娘。80年代中期，一位留德归来的哲学博士在北京找工作每每碰壁，哲学界由此发出了“中国还要不要哲学？”“救救哲学”的惊呼！90年代以来，有些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没招生。据调查，全国大学哲学系教师与学生比例降至1：1以下，在所有系科中是最低的。
可以说，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衰浮沉比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更能反映中国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解放前，有人戏称政治学系是“升官系”。1952年，照搬苏联模式，政治学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60年代，几所名牌大学一度恢复了政治学系，那主要也是为了培养反帝、反修的“理论秀才”，“笔杆子”。直到80年代初，北大，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才分别设立了政治学系或政治学专业，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改革开放的20年中，政治学家们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70年代末的理论务虚会上，首先提出了废除领导终身制，为最高层所采纳并实行；80年代末是政治学界引发了新权威主义的大讨论，吸引了当时各界知识精英的参战；90年代关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近几年公务员制度实行、国家机构精简、公务员分流、农村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等政治体制方面的悄然改革，都有政治学家参与其中的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加快，焉能不：政治学曙光在前！
改革前，国内各大学并无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系，而只有照搬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开设的课程与今日经济系的课程也大相径庭。进入历史新时期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门打开了，现代经济学从欧美泊来，随之成为实实在在的显学，表现为：各大学经济院系急剧扩张，许多原与经济根本不搭界的大专院校也设了经济系或经管系；各种经济类传播媒体雨后春笋般产生，记得70年代末全国充其量有三五家经济类报刊，现早已超过千家，广播电视也以办财经栏目为时尚，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受到媒体众星拱月般的追捧；经济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从政、经商、出国、成为公司白领，都比其它专业出身的学生处于优势地位。中央决策圈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使得对经济学家恩宠有加。或召经济学家进中南海开办经济学讲座，或在重大决策前问计于他们。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推进都与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分不开。人们将会记住“有计划”、“吴市场”、“厉股份”、“扬承包”等改革进程中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雅号。
但经济学似乎还不满足于仅当社会科学的皇后，经济学家们还带着新的研究手段、理论框架、分析工具不断地蚕食其它学科的地盘，攻城掠地，垄断各种媒体的话语霸权。所以，经常能听到其他学科学者声讨经济学的“霸权主义”的行径。不过，经济学家也别太张狂，盛极衰来，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后，王位该向法学转让了。
当今能跟经济学家抗衡、争锋的也许只有法学家了。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制经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日益由人治走向法治，以法治国方计的确立，这一切都凸显了法学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地位。如果说，经济学家显身手的场所在政府，那么法学家表演的午台则在人大政协。从大至宪法的修改到林林总总的专门法规法令的制订，都能发现法学家们殚精竭虑的身影。有人说，经济学家有名，法学家有钱。因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法律无所不在。律师社会地位高，收入优厚，律师成了时下人人称羡的职业。全国已有律师11万之众。法律走红，凡与之相关的产业振兴了：各种法律读物畅销不衰；形形色色的法律咨询中心层出不穷；连一些理工医农类大学也办了法律系；电视台法制节目收视率奇高。电视直播了一些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庭审过程，观众目睹了辩护律师们沉着、机敏、干练的丰采，领略了他们口若悬河的辩才，多少人萌发了投考法律系，做一个名律师的念头。北京大学法律系往往是历年全国各省文科状元首选的志愿。中央领导人也不时礼贤下士，请著名法学家为政要们讲授法律课。高层重视，媒体热炒，民众艳羡，说法学是社会科学下一轮霸主，谁会怀疑呢？
社会学在中国的命运与政治学相同。1952年被取消，1982年重建。80年代，我国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屡屡向中央进言，建议重视发展乡镇企业以解决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加速小城镇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思路。还有那时加强边疆地区开发的呼声等等，使人们初次领略了社会学家的见地，认识了社会学的功能和作用。但总的来说，80年代社会学家的声音并不很大。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加速转型期，诸多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引起的贫富不均；农村剩余人口流入城市引起了治安混乱；下岗失业问题；社会阶层结构问题；离婚率上升引起的单亲家庭子女问题、未婚同居问题、同性恋亚文化问题等等。社会学家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经常应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等收视率极高的王牌节目作为嘉宾，接受记者的访谈，向观众分析上述社会问题。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领衔著述的每年一本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是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是国内外各界了解社会治、乱的颇有份量的参考书。全国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不是太多，该专业对考生的吸引力和政治学专业差不多比文、史、哲强，比经济、法律弱。
在闭关锁关的年代，国际关系似乎只是党政军首脑、外交官员关心的问题，与平民百姓无涉。只是1978年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高潮，国际关系学才有了较大发展。但真正让国际关系学在中国飞跃的是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1991年的海湾战争、同年的苏联解体、1997年爆发至今余波未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近几个月发生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及北约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日本最近通过战争法案。国人充分意识到这些事件与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进而个人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际片各所的专家学者们或著书立说、或向公众提供国际关系报告，或向中央领导者提对策建设。这几个月，公众特别关注科索沃危机。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军事天地等栏目组就邀请这些国际关系学家、军事专家上镜，他们对战局透彻、到位的分析，让人听来十分过瘾。这种节目的收视率高，国际关系方面的书近期内畅销，人人关心国际事务，至少在北京是一种真实状况。
在一一扫描了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以后，需要说明的是，写作此文，笔者依据的主要是对社会世态的观察和感悟，对媒体的关注，而没有援引更多的统计数据。但愿这篇小文的述评不至于太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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